谈及1900年的那场战争，必然绕不开在它之前所发生的那场运动。始于直隶、山东民间的义和团运动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发展、壮大起来，并最终导致了清政府与列强间的一次全面对立。可以说，正是有了义和团，才有了八国联军之役。
对于义和团的起源，自古以来便众说纷纭1就组织起源而言，大体有民间教派、拳会、一般性秘密结社、习武团体、乡团等说法，参见程歗：义和团起源研究的回顾与随想，对此我无意过多涉及。但是，有一点是肯定的：鸦片战争以后日益激化的民教冲突2即“普通民众”与“教会及教民”间的冲突，其中“教”指基督教（尤其是天主教派），乃是引发义和团运动的直接原因，这可以从广为流传的“义和团揭帖”中得到印证：
就拿其中一句来说：“天无雨，地焦干，全是教堂遮住天”。今天来看，这样的论断无疑是很荒谬的。但是，深究下来，这种情绪化、不理性的说辞，实际上也是民众们看待“洋教”的心理逻辑——这种逻辑，引导着他们中的一部分从不理解、不接受洋教，走向全面敌对。
那么，这种情绪是如何形成的呢？究竟是哪一股力量，在背后起到了最大的“推手”？
一、所谓民教冲突...
近代民教冲突，始于1844年中法《黄埔条约》，其中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口通商地区建造礼拜堂，且地方官有义务保护地产；之后，经过中法官员的不懈“努力”，1846年，道光帝正式宣布基督教弛禁。4详见茅海建：《天朝的崩溃：鸦片战争再研究》；又，清朝基督教禁令始于雍正帝。当然了，基督教传入中国，早已是一千多年前的事；但此次弛禁，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——关卡即开，加上清政府在洋人面前的相对“弱势”，基督教在中国得以迎来一次快速发展。
从宗教自由的原则来看，我们似乎不会觉得弛禁与否有什么问题，但此一时彼一时。彼时的中国，内地自不必说，即便是大多数沿海地区，也难称“开化”，对于洋人、对于西方世界，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；而传教士一边，则是有着强烈使命感的“上帝选民”，为了传播福音不惜违反禁令进入内地传教5对基督教的全面放开，要到1858年《天津条约》及后继的《北京条约》。。因此，二者注定会产生冲突。反映到实处，则是层出不穷的“教案”。
教案，指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冲突事件。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统计，“从1840年至1900年，中国各地共发生“教案”400余起”，可见民教冲突之严重。6见中央统战部网：对独立自主自办宗教事业的支持（又，由于原文章带有政治宣传色彩，数字仅供参考）以其中比较有名的几件为例：7参见维基百科：青浦教案、马赖、文乃尔、安庆教案、天津教案，倪玉平：李星沅与“青浦教案”，魏飞：从贵阳教案的处理看晚清外交
如果允许这种“以偏概全”的行为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大部分情况下，传教士与教民并没有犯下多大的罪责（有时甚至可称无罪），然而地方官和普通民众的反应却异常强烈，闹出多场“人命官司”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忽视的事实是，在教案发生以后，洋人们为了胁迫清政府作出令他们满意的“赔偿”，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把军舰开到中国的港口、河岸8例如，青浦教案发生后，英国领事阿礼国曾调两艘军舰封锁黄浦江，这无疑是一种强盗逻辑的反映。然而在某种程度上，这些无理行为的背后，却也有着无法通过理性的“审判”来实现诉求的无奈。
二、试论冲突根源
本来，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犯罪的处理，是有明确的条约款项予以规定的。《黄埔条约》中就有这样的条款：
这即是后世所称之“领事裁判权”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对中国司法权极大的损害。不过，在签字画押之后再来争论平等与否，意义已经不大；既然已有现例可依，自当遵照执行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西林教案、开州教案中地方官们所作出的裁决，是公然违背条约规定。至于为洋人留下口实，也只能说情有可原。
问题在于：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些地方官置条约于不顾，非但不及时制止民众的暴行，反倒在中“火上浇油”？原因是多方面的。这其中，既有中央政府对条约态度的摇摆不定，又有地方官对自身及属地利益的维护。
前面提到，道光帝曾在1846年宣布基督教弛禁，但这更多地是出于妥协而非自愿。就在同一道上谕中，他强调：
…其有藉教为恶及招集远乡之人勾结煽惑，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，藉端滋事，一切作奸犯科，应得罪名，俱照定例办理…
可见，道光帝还是对基督教怀有戒心，担心由此生出事端。不过，可能是因为战争刚过，加上部分传教士与官员通信活跃，从弛禁到道光帝去世的几年，官教关系基本是稳定的，也没有发生很多影响恶劣的教案。
但在咸丰帝登基伊始，中央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。一方面，很多被认为向洋人退让的官员被贬黜问责，而阻止传教的却得到表彰；另一方面，基督教的思想也被官方抵制。10客观地说，号称奉行基督教的太平天国之乱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，官教关系逐渐恶化，并造成了几起比较严重的教案，其中，西林教案更是成为了法国加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借口。
1861年11月，同治帝继位。同年12月，由于民教冲突渐增，加上教士与教民有干涉地方内政的倾向，清政府发布上谕：
…嗣后各该地方官于凡交涉习教事件, 务须查明根由, 持平办理。如习教者果系安分守己, 谨饬自爱, 则同系中国赤子, 自应与不习教者一体抚字, 不必因习教而有所刻求…
中央的希望，是将教民与非教民等而视之，可是事实证明，地方官们在两股势力的对抗下，很难做到一碗水端平，结果教案依旧层出不穷。直到1870年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爆发，清政府在压力下，才开始寻求合作。11上面这段论述，参考于：陶飞亚、李强：晚清国家基督教治理中的官教关系，戚其章：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——以“持平办理”方针为中心
统治者的意愿，固然能够解释一部分原因，但一个人往往只有在切身利益受损害的时候，才会真正奋起反抗。对于地方官而言，如果洋教的扩张触动了自己的利益，那么即便中央政府厉行禁止，也无济于事。
从本质上说，民教冲突是一种文化冲突，是不同价值观的人无法理解而产生的冲突。12参见赵英霞：乡土信仰与异域文化之纠葛——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，牛敬忠：近代绥远地区的民教冲突——也说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不过，立论过高，难免就会忽略一些微观操作上的问题。当然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绝大多数前来中国的传教士，他们的动机不会是使中国陷入变乱；可是变乱的种子，确实就藏在他们那践行理想的行动中。
在基督教大规模进入中国前，中国本土已经有了儒、释、道三教，并且已经合流。但是，这三教对于中国人的意义，更多地是在精神、思想层面的——偶尔求个神拜个佛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已足够。相比之下，基督教，尤其是天主教，则是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了教民生活的多个方面。以天主教为例，在它的教义里，一个人的出生、成人、婚姻、忏悔和死亡，都需要有教会的参与，这对于儒释道而言是难以想象的。由于有这样一种对人生活的高度参与，教会注定要和传统的地方权力架构产生冲突。
在传统的地方权力架构里，地方官所代表的官府与乡绅、地方望族等代表的地方组织相互对立，又相互结合、渗透，形成了一个权力网络，他们的利益往往是高度相关的。这时，试图在这个已经巩固了的体系中立足的洋教，就会触动两方的利益。于地方官而言，虽然需要遵守条约，但是他们同样不希望自己治下之民全部被洋教笼络，因为那样会使他们丧失权威；于乡绅、地方望族而言，洋教在人生活中的参与，替代了一部分原本是由他们所把握的社会功能，同样也会降低他们的地位。因此，在很多教案中，我们往往能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：乡绅或者地方精英领导民众反抗，而地方官则是明着暗着给予帮助，这背后即是这一层逻辑。13这一段论述，参考于：宋桂英：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民教冲突
三、总结
总之，由于基督教和中国本土文化间天生的矛盾，普通民众与教会就注定会发生冲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统治者出于自身的好恶反复改变对外态度；地方官与乡绅、地方望族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，往往携手抵抗基督教的渗入。正是在这个背景下，教案才会层出不穷、屡禁不止。
输了一场战争，是中国的不幸；签了条约却对它不屑一顾，更是中国的悲哀。诚然，你可以说那些条约是不平等的，但这并不会让撕毁条约的行为变得有多“正义”——不遵守契约精神的一方，必定是理亏的一方，更何况那一方并没有正面与他的敌人对抗的实力。因此，遵守条约，并且在此基础上维护自己的利益，才是对人民、对国家负责的选择。在这一点上，洋务大佬张之洞的政策也许可以给人一些启示。14参见周孟雷：张之洞教案政策探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