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前一篇文章中,我们分析了民教冲突及其起因,希望读者们可以认识到,当外国传教士响应弛禁令来到中国的时候,他们面对着的,是怎样一个遍布着畏惧、猜疑与厌恶的社会——并且这种情绪,随着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深,也变得愈发激进。正是在这种背景下,义和团运动出现并发展了起来。
笼统地讲,义和团运动发源于19世纪90年代末,并在1900年达到高峰。但是,究竟义和团由谁组织,发源于何处,我们并不能说得很清楚——大刀会、梅花拳、神拳,这些民间结社大抵都与义和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。1原因在于,清政府在围剿反洋教组织时,往往难以将其根除,结果其化整为零,斗争分散,客观上促进了不同结社间的交流、借鉴。不过,有一点是肯定的,那就是这些运动都得到了众多普通民众的支持,这既反映出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,同时也是他们善于笼络人心的表现。
那么,义和团,或者说那些民间排外运动,是靠什么来赢得民众的追随的呢?
一、从金钟罩到降神附体
我们知道,一场运动要想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,除了摆出一些正当的理由外,更有效的其实是编造一套足够唬人的本领。从早期投入反洋教斗争的大刀会,到后来的义和团,其实都是奉行着某种“唬人的本领”;但是就规模而论,显然后者要大得多。这其中的奥妙又在何处呢?为此,我们首先要对他们所宣扬的“神功”来个仔细研究。
1. 金钟罩2有些文献中将金钟罩与铁布衫等而视之,实际上它们原本是不同的武功。
金钟罩是大刀会曾传习的功夫,后者于1894年兴起于鲁西南地区。对于这门武功,不少武侠小说、电影中都有所描写,相信读者们并不陌生。它强调通过修炼气功,提升身体及心理素质,并达到抵御拳脚、甚至刀剑伤害的层次。据说,有学会金钟罩的人,“用刀砍左肩甲、右后肋等处,只有白痕,果不受伤”。3参见王永昌、王强:略论中原地区大刀会的性质及其特点
金钟罩的习练是日积月累的过程,并不简易。曾习练过此功的张洛焦在被捕后供称:
可见,金钟罩的习练是内外功相辅相成的过程。除了对身体抗击打能力的训练,还要配合“用药熏洗”、“运气”等手段,并非速成。4参见周伟良:义和团武术活动简论——义和团活动研究的一个新视域
客观地说,金钟罩并不是完全的“邪术”,其中也有可以被现代科学所解释的部分。例如,通过有意识地缩紧肌肉,确实可以提升自己抵抗拳脚的能力;同样是刀剑,以不同的角度、方式作用于人体,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程度的伤害,这一点在上文的供词中也有印证(金钟罩“只怕刀拖”)。但若说抵抗洋人手上的枪炮,则是十足的谎言。
2. 红灯照
红灯照既是组织名,又是该组织所练之术名。5这种以所练之术名称呼某组织的现象很常见,例如大刀会亦有别名“金钟罩”。红灯照大约兴起于1900年,成员全为女性,且尊所谓“黄莲圣母”为领袖。
若听之传闻,则红灯照术颇为神奇,有言称其“临战时,能保护义和拳,能在空中用法术纵火”。而其修炼之过程,又可称速成。胡思敬的《驴背集》中说,红灯照“练四十八日,即能飞行空中”,佚名《天津一月记》中更是号称“五日后可凌空”;这样的修炼速度,真是让苦练金钟罩的弟子们汗颜。
读者们应当发现了,所谓红灯照术,其实根本是妄想;飞行空中,显然不是靠锤炼身体就可以达成的。因此,在实战意义上,红灯照根本不具有任何作用。有趣的是,吹捧红灯照的那些人,似乎也承认这一点,他们为这群女子安排了完全不同的任务:
静言思之,更觉惘然!6这段论述,参考于:王致中:红灯照考略
3. 降神附体
降神附体被认为是义和团最具标志性的巫术行为。所谓降神附体,就是拳民通过诵咒等仪式,将他们所崇拜的神灵召唤出来,附着在体内,从而使其获得无比的法力——而这个过程是十分迅速的。有记载称:
而此术之效果,亦相当神奇,“下来了神之后,力大无穷,十八般兵器,都可以随便使用”,“七八岁者亦一跃数尺”。
降神附体的行为与民间风俗关系甚密,其源头可追溯到农村的巫覡文化。在中国北方农村,普遍存在以降神附体为手段的巫术行为,有地方志称:
虽然目的迥异,但从形式上看,显然两者间有不少相似之处。
同时,从义和团降神附体的对象中,我们也能看到民间文化的影子。为拳民所“青睐”的神祗,往往是戏曲小说、民间传说中的各路英雄豪杰,如孙悟空、猪八戒、张飞、赵云、哪吒、二郎神等;至于红灯照这种女性组织,相应地则是樊梨花、穆桂英一类的女性英雄。
降神附体的科学原理,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。有学者认为,降神附体的本质乃是催眠术,亦即团员们被“先生”、“师兄”等施以语言、动作上的暗示,进入催眠状态;而在这种状态下,人往往能表现出一些非常能力。也有学者认为,降神附体之现象源于某些个人的精神病态,或者服用特定药物引发的迷乱。从降神附体的普适性来看,似乎“催眠术”的说法更为可靠。7上面这段论述,参考于:张鸣:华北农村的巫覡风习与义和团运动;刘宏:义和团迷信及其社会反应考察
二、“神功”崛起之必然性
近代以来,民族危机日益深重,我们常说,“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救亡图存之路径”。那么,对于广大中下层人民而言,列强在中国的渗透已经切实地触及了他们的利益——他们不会从文化冲突的角度看问题,也不会思考如何从制度上进行改良;他们只懂得用比较原始、粗暴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这是他们的局限性。
但是,普通民众的斗争能力是有限的。他们也许可以凭借人数优势,在烧掠教堂时占到一些便宜;但当面对西国之正规军时,武器装备和士兵素质的差距,使得他们很难获得任何战绩。因此,他们便自然地往周围去寻找帮助,而最先进入其眼帘的,必然就是那些长时间存在于他们身边,为他们所熟知的“神功”。这便是“神功”崛起的内在逻辑。
为什么民众会相信这些显然荒谬的事物呢?从根本上说,“神功”其实就是民间文化的一部分。不论是以传统武术为源的金钟罩,还是脱胎于巫术的降神附体,它们在走上历史舞台之前,其实早已深植于民众的生活中。对于民众而言,接受这些事物的存在,要比否认它们来得轻松得多。
同时,当民众已经转向迷信时,尽管它很可能会让民众在与洋人的战斗中惨败,但是他们并不会反过来质疑迷信本身——相反,他们会自己编造出一套说辞,从而维护自己信仰的“尊严”。例如,当1900年夏,义和团民围攻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不下时,他们便给出了这样的解释:
义和团民居然将“神功”的失败,归结于女性污秽的“镇压”,不得不说令人匪夷所思。8参见戴海斌:庚子围攻西什库教堂(北堂)史实再考事实上,这也是红灯照被“发明”的最大原因。义和团既然认为女性为秽,便急切地想要找到对抗之法,于是就有了由幼女组成的红灯照。他们认为,幼女较妇女身体洁净,可以产生强大的法力,从而抵抗那些“秽物”!9参见刘海军、谭宏钢:义和团运动中女性角色的双重建构
三、总结
总之,以降神附体为代表的“神功”,其崛起有其必然性。也许在这个过程中,某些领袖的引导曾起到重要作用;但从根本上说,由于这些“神功”与民间传统文化间的紧密联系,当民众急于寻求自保之法时,他们便会“自觉地”求助于“神功”。这种行为,是民众自身之局限性所造成的。
需要指出的是,民众在被“神功”的信仰绑架的同时,也根据意愿对自己的信仰进行选择、改造。例如,我在介绍金钟罩时,曾经强调这是一门需要长期习练的功夫——对于渴望快速提高自己的民众而言,这显然不算理想。于是费力的“用药熏洗”、“运气”等过程被省去,最终变成了百余天就可“练成”的功夫。10参见周伟良:义和团武术活动简论——义和团活动研究的一个新视域
我们还可以有这样的问题:为什么降神附体会最受推崇?为什么对于红灯照的修炼,有的记述是“四十八日”,有的则是“五日”?11当然,不论是哪个,都已经很快了读者们不妨自己思考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