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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穆在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中曾提出一个颇为有趣的观点: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,中国社会有流品无阶级。他认为,中国读书人不世袭,因此不能成为一个阶级;然而读书人和农民之间,又有着明显的观念上的区分。这种行业间的清浊高下,钱穆即称之为“流品”——大抵高贵者为清流,低贱者为浊流。

钱穆的观点,相对于西方的阶级观,无疑是一种新思路。只可惜,也许是时间限制,他并没有详细解释“流品”的含义,这难免为我们理解他的观点带来困难。因此,我写就这篇短文,打算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。

首先,什么是“阶级”?从本质上说,阶级就是对社会分化和差异的一种概括,是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区分。而这个区分标准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。以马克思主义论,即是根据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而划分阶级。

在中国语境下,我们常常会以“地主阶级”和“农民阶级”来概括中国古代社会。其中地主原本指那些拥有大片土地的人,农民则是拥有很少或没有土地的人——引申地说,也不妨认为地主是占有财富比较多的,农民是比较少的。地主被认为是统治阶级,并凭借他们的财富和对土地的占有而剥削农民。

但是,这样的概括是很不精确的。例如,读书人好像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群体,但他们属于哪一个阶级呢?我们发现,他们似乎哪个都不属于:一个读书人,不论他出身在农民还是地主家庭,只要他通过了科举,就有做官的希望;也就是说,他们的身份地位是可以随时变动的。这显然与阶级所具有的固化性不符。

那么,将读书人分为单独一个阶级又如何呢?好像也不合适。以常理论,两个读书人,一个学而有成,做了官;另一个止步于秀才,只能当当师爷,这两人的地位有显著不同。因此,在读书人中间就有了差异,不应再被认为是同一阶级。

或者,我们可以说:读书人在求学阶段,是同一阶级;而他们之后的发展,决定了他们向不同的阶级转化,譬如那做官的成了官僚阶级,做师爷的成了师爷阶级,等等。但是这样一分,好像就不能再称作阶级,而是职业了。

因此,我以为,阶级论在分析中国古代社会时是不充分的:“阶级”这个词,往往是伴随着对立、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的。但是在我们常说的官僚、士子、商人等群体间,并没有这么严密的上下关系——他们之间的差异,应当以别的标准来区分。我想,这也就是钱穆提出“流品”说的原因。

何为“流品”?从字面上说,“流”大抵为主流末流之“流”,而“品”估计提取自“品秩”,即官员之品级大小。换句话说,“流品”是用来表示不同人之间的身份、地位高低的。

为何同样是区分人群之方法,而“流品”就与“阶级”不同呢?其实,这中间的奥妙,在于标准。阶级乃是西方社会的概念,其特征是与社会性质高度绑定,譬如封建社会,贵族为一阶级,农民为一阶级。而流品则与社会性质不直接相关,它更多地是人们观念中的一个存在。

举一个典型例子。我们一般都会认为官与吏同属统治阶级,然而在我们心里,官与吏就有明显的高低之分:坐在公堂上的县太爷,显然比站在下面的差役“档次”高了许多。这便是流品——官为上品,吏为下品。再比如,同样是官,文官和武官之间也有不同,似乎文官就是要比武官高贵些。

为什么会有流品?其实这也和社会的现实状况有关。比如在明朝,当县官者大抵至少要有举人出身,而那些止步于秀才者,便只得去做吏,这便是以出身定职业;而且那做了吏的,若是想做官也无甚希望。长此以往,做吏的必然被人看不起。设想,若是官与吏间流动自如,今天做吏的,明天就可能因为踏实能干而被提拔,那么吏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。

虽然流品只是观念中的,但它却对社会起着实实在在的作用。比如官贵吏贱的结果,就是官员自以为高贵,因而不屑于与吏胥为伍;然而其日常工作,却又着实离不开他们,这种矛盾便给其治理带来了麻烦。同时,吏胥既已自知为下品,便不用心去注意自身之廉洁,从而其败坏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从这个层面,我们可以看出,流品实在是社会运作中那暗藏着的却又极为重要的一环。

那么,到底应当怎样看待阶级与流品的关系呢?我以为,正确的说法是:不论西方还是东方,社会都是有阶级有流品。其中阶级是社会性质决定的,是明面上的;流品是人们观念中的,是私底下的。一个社会,不论其性质,其民众总会保有某种偏见,认为某些人地位高些,某些人地位低些,这便是流品。

因此,我认为,流品之论,实在是人之自身特质所导致的,与社会无关。所以,放之现代社会,有没有流品的存在呢?我想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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