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錢穆在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中曾提出一個頗為有趣的觀點:西方社會有階級無流品,中國社會有流品無階級。他認為,中國讀書人不世襲,因此不能成為一個階級;然而讀書人和農民之間,又有着明顯的觀念上的區分。這種行業間的清濁高下,錢穆即稱之為「流品」——大抵高貴者為清流,低賤者為濁流。

錢穆的觀點,相對於西方的階級觀,無疑是一種新思路。只可惜,也許是時間限制,他並沒有詳細解釋「流品」的含義,這難免為我們理解他的觀點帶來困難。因此,我寫就這篇短文,打算談一談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。

首先,什麼是「階級」?從本質上說,階級就是對社會分化和差異的一種概括,是對不同社會群體的區分。而這個區分標準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認識。以馬克思主義論,即是根據對生產資料的佔有情況而劃分階級。

在中國語境下,我們常常會以「地主階級」和「農民階級」來概括中國古代社會。其中地主原本指那些擁有大片土地的人,農民則是擁有很少或沒有土地的人——引申地說,也不妨認為地主是佔有財富比較多的,農民是比較少的。地主被認為是統治階級,並憑藉他們的財富和對土地的佔有而剝削農民。

但是,這樣的概括是很不精確的。例如,讀書人好像可以被看作是一個群體,但他們屬於哪一個階級呢?我們發現,他們似乎哪個都不屬於:一個讀書人,不論他出身在農民還是地主家庭,只要他通過了科舉,就有做官的希望;也就是說,他們的身份地位是可以隨時變動的。這顯然與階級所具有的固化性不符。

那麼,將讀書人分為單獨一個階級又如何呢?好像也不合適。以常理論,兩個讀書人,一個學而有成,做了官;另一個止步於秀才,只能噹噹師爺,這兩人的地位有顯著不同。因此,在讀書人中間就有了差異,不應再被認為是同一階級。

或者,我們可以說:讀書人在求學階段,是同一階級;而他們之後的發展,決定了他們向不同的階級轉化,譬如那做官的成了官僚階級,做師爺的成了師爺階級,等等。但是這樣一分,好像就不能再稱作階級,而是職業了。

因此,我以為,階級論在分析中國古代社會時是不充分的:「階級」這個詞,往往是伴隨着對立、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的。但是在我們常說的官僚、士子、商人等群體間,並沒有這麼嚴密的上下關係——他們之間的差異,應當以別的標準來區分。我想,這也就是錢穆提出「流品」說的原因。

何為「流品」?從字面上說,「流」大抵為主流末流之「流」,而「品」估計提取自「品秩」,即官員之品級大小。換句話說,「流品」是用來表示不同人之間的身份、地位高低的。

為何同樣是區分人群之方法,而「流品」就與「階級」不同呢?其實,這中間的奧妙,在於標準。階級乃是西方社會的概念,其特徵是與社會性質高度綁定,譬如封建社會,貴族為一階級,農民為一階級。而流品則與社會性質不直接相關,它更多地是人們觀念中的一個存在。

舉一個典型例子。我們一般都會認為官與吏同屬統治階級,然而在我們心裏,官與吏就有明顯的高低之分:坐在公堂上的縣太爺,顯然比站在下面的差役「檔次」高了許多。這便是流品——官為上品,吏為下品。再比如,同樣是官,文官和武官之間也有不同,似乎文官就是要比武官高貴些。

為什麼會有流品?其實這也和社會的現實狀況有關。比如在明朝,當縣官者大抵至少要有舉人出身,而那些止步於秀才者,便只得去做吏,這便是以出身定職業;而且那做了吏的,若是想做官也無甚希望。長此以往,做吏的必然被人看不起。設想,若是官與吏間流動自如,今天做吏的,明天就可能因為踏實能幹而被提拔,那麼吏的地位自然就提高了。

雖然流品只是觀念中的,但它卻對社會起着實實在在的作用。比如官貴吏賤的結果,就是官員自以為高貴,因而不屑於與吏胥為伍;然而其日常工作,卻又着實離不開他們,這種矛盾便給其治理帶來了麻煩。同時,吏胥既已自知為下品,便不用心去注意自身之廉潔,從而其敗壞也就在所難免了。

從這個層面,我們可以看出,流品實在是社會運作中那暗藏着的卻又極為重要的一環。

那麼,到底應當怎樣看待階級與流品的關係呢?我以為,正確的說法是:不論西方還是東方,社會都是有階級有流品。其中階級是社會性質決定的,是明面上的;流品是人們觀念中的,是私底下的。一個社會,不論其性質,其民眾總會保有某種偏見,認為某些人地位高些,某些人地位低些,這便是流品。

因此,我認為,流品之論,實在是人之自身特質所導致的,與社會無關。所以,放之現代社會,有沒有流品的存在呢?我想答案是顯而易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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