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真的是要宣战？
我在开头处所引用的那句话，或许会给读者们以这样的印象：清政府对待列强的态度十分强硬，从而得出“这是在宣战”的结论。然而，纵观全文，这道诏令所要表达的，更多地是一种态度上的转变，而非政策上的决定。
首先，从内容上看，它根本就不像是宣战诏书。以常理而言，如果要宣战，当然得先有对象，以甲午战争对日宣战诏书为例：
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，迅速进剿…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，整饬戎行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，即行迎头痛击，悉数歼除…3参见维基文库：光绪二十年对日宣战诏书
可以看到，该诏中明确表示，军队战斗的对象是“倭人”（即日本人）。然而，回看光绪二十六年诏，却并没有任何指示军队行动之语，也没有说明敌人为何人或何国。因此，这道诏令显然并不符合我们认知中的宣战规则。
那么，是否有可能是这样：由于清政府是和所有的列强进行敌对，无法指明具体哪一国，因此只能笼统论之？答案同样是否定的。除去进攻性比较强的“大张挞伐，一决雌雄”之语，这道诏书中并无多少动武之辞，反倒是有不少“另类”之言：
朕临御将三十年，待百姓如子孙，百姓亦戴朕如天帝；况慈圣中兴宇宙，恩德所被，浃髓沦肌。
这种近乎夸耀般的话，在对日宣战诏书中是见不到的。不论从语气还是措辞上看，似乎都不适合出现在宣战诏书中——这应当更多地是写给“自己人”看的话。
最后，以国际法而言，一国向他国宣战，双方应断交并撤回外交人员。4清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，即开始关注并在外交中引入国际法。而当时清朝驻各国公使，仍然在进行正常的外交活动，并无进入战争状态之迹象，5参见郭天祥：1900年清政府“对外宣战”说驳正；另，本部分多处论述得益于该文这也从事实上否定了“宣战”之说。
光绪二十六年诏，其根本意旨，在于表达清政府对于列强不断压迫与侵略之不满与愤懑。但是，这道诏书的下发对象，更多地是清朝臣民，而非列强。弄清楚这一点，才能正确理解清朝统治者的内心世界。
二、谎言装点的梦想
作为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，慈禧的态度影响着所有大臣的态度。而最为不幸的是，在义和团的问题上，慈禧恰恰是一个立场很不坚定的人，这也导致清政府对义和团始终“抚”“剿”不定。起初，义和团在山东兴起时，巡抚毓贤认为其可堪一用，政策比较宽容，倾向于“抚”；而待袁世凯上任，便着手取缔义和团，其政策主“剿”。6参见宋永林：毓贤与袁世凯对义和团认识政策的比较研究诚然，作为一方督抚，实行政策的自由度比较高，因而将这种差异归结于个人倾向，也未尝不可；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，清政府内部并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方针。
那么，前期态度摇摆不定的慈禧，又怎么会在这时下诏表明立场呢？从根本上说，无非是两点：一是义和团声势浩大，慈禧认为其威可恃；二是列强过分要挟，清政府无法忍受。这两点，在大多数人看来，应当是如教科书一般明晰的；然而，深究下去，却能发现，此事远非表面那般单纯。
张鸣曾经说过，清朝有这样一层逻辑，即百姓怕朝廷、朝廷怕洋人、洋人怕百姓。7参见张鸣：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当然，这种一物降一物般的逻辑，是很有些一厢情愿的。不过，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，在列强侵略愈发深重的现实下，任何的“救国良方”，不论有多离谱，都有可能被他们所看重。更何况，所谓“民心可恃”，一直是他们所深信不疑的。
早在孟子，就已经对民众有所看重，所谓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；到了清朝，统治者也经常表现出对于“民心”的关注，例如咸丰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，就曾经有过发动“人民战争”的念头：
不可否认，民众的力量是强大的。然而，盲目地依靠虚无缥缈的“民心”，以为可以仅凭高涨的“民气”而获胜，又不可不谓为荒唐。可是，清朝统治者显然不很清楚这个道理。到了慈禧的时代，“民心”依然是她心目中克敌的法宝。
不过，1900年时的情况，显然又有点不同。义和团除了声势浩大，还宣扬自己拥有刀枪不入的“神术”，这一点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有提及——这种“神术”的存在，无疑为慈禧又打了一针强心剂。只是，作为一名老练的权术家，慈禧又怎么会轻信义和团的谎言呢？
事实上，慈禧身边众多迷信义和团的人，在其下决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例如，大学士徐桐、刚毅，太监李莲英和端王载漪，都曾是义和团的坚定信徒。徐桐“笃信拳匪”，曾说“拳民神也，夷人鬼也，以神击鬼，何勿胜之有”。刚毅在1900年6月初前去考察义和团，结果“视其不畏炮火之状”，“遂大信之”。李莲英“甚信团”，而且还“时常将其所睹之神术为老佛陈之”。至于载漪，则是力保义和团头目“法力极大，可以杀尽洋人，不畏枪炮，有诸神一直保护着”，还说要“每天让拳民头儿进宫教太监各种法术”！
从这个角度上说，慈禧也好，徐桐等人也罢，其实都是被义和团的谎言所欺骗；而在当时那个混乱的大环境下，似乎也不能指望他们做出多么理智的选择。只是，梦想终究有破灭的一刻，等到义和团显露出真面目的时候，慈禧到底也“寖厌之”了。9以上两段，参见刘宏：清廷守旧派对义和团迷信的认可与利用
光绪二十六年诏的直接诱因，乃是清军和各国联军间围绕大沽炮台的争端，这在诏书中是有明确体现的：
…昨日公然有杜士兰照会，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，归彼看管，否则以力袭取…彼自称教化之国，乃无礼横行，专恃兵坚器利，自取决裂如此乎！朕临御将三十年…孰若大张挞伐，一决雌雄？
后面两句，上文已有引用，因此不再重复。从语言的承接关系来看，在批判完列强索取大沽炮台的行径后，接着就是声明要“大张挞伐，一决雌雄”，应当可以说明，这中间是有逻辑的递进关系的。
那么，列强又为何会着眼于大沽炮台呢？这要从联军在中国的遭遇说起。
6月10日，由于事态不断恶化，由英国中将西摩尔率领的二千余先遣队10英国在出兵上较为积极，且派出的士兵最多，因此由英国将领统帅开始从天津向北京进发。但是，部队过于轻敌，结果行进缓慢，甚至一度与本部失去联系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留驻天津的各国海军司令，决定先夺取作为天津门户的大沽炮台，从而帮助他们打通天津到北京的道路。而为了确保作战成功，他们在时间上玩起了猫腻。
6月16日上午，各国将领开会，决定向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提交最后通牒，限其于17日凌晨2点前交出炮台。然而，根据中方的记载，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书，直到16日深夜才送达罗荣光之手；也就是说，清军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做战前部署了。结果，联军轻松取胜。
接下来，联军故技重施。本来，所谓最后通牒，除了交给守将，通常还应该告知中央政府之代表。然而，联军却故意等到大沽炮台失陷，才由法国领事杜士兰向直隶总督裕禄递送照会——对方收到时，已是17日早晨了，即便想增援也无力回天。
只是，联军可能也没有料到，比起保家卫国，裕禄更担心自己的乌纱帽。时间已晚，他也自知事态严重，因此只有尽力扯谎，把事情说圆。他当即给朝廷报告照会一事，并声明对大沽炮台“断无擅允交给之理”；之后，他不顾朝廷催促，拖到20日，才上奏说明情况。
在这道奏折中，裕禄首先认为“兵端已开”，应当“严加准备，以防不测”；接着，他提出事态紧急，因此做主对义和团“从权招抚”，以为助力，又说手下军队与义和团配合，击溃了一些“洋兵”11这倒不完全是吹嘘，参见维基百科：廊坊阻击战；最后，他认为既然“已如此决裂”，准备“一鼓作气，使洋兵巢穴尽覆”。至于大沽炮台失陷，他借口“电线不通”，佯装不知，只说要“并力接济”！
裕禄所说，大体上是事实，但他刻意略去一些重要情节，而将内容做夸大化处理。朝廷必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，亦即洋人可恶，而自己这边似乎也还有一战之力。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引导下，颁布一道措辞强硬的诏书，也就理所应当了。12这段论述，参考于：马勇: 所谓“宣战诏书”: 缘起、逻辑与诉求
三、总结
1900年6月21日颁布的所谓“宣战诏书”，其本质是清政府对内传达的一种“不惜打仗”的强硬态度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宣战。促使这道诏书诞生的，一是慈禧等人对“民心可恃”和义和团“神术”的迷信，二是以裕禄为代表的大臣，在形势所迫下，出于自保，夸大事实并鼓吹战争。
不论如何，清政府在遭受了长久的侵略后，终究还是强硬了一回。然而，这种强硬的态度所预言的，到底随着局势的恶化，而不幸地成为了现实。接下来的历史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了：联军先是于7月14日攻陷天津，又在一个月后占领北京；徐桐自缢殉国，刚毅在西逃中病死，至于载漪，则是在事后清算中被列为“祸首”，仅以身免。这场战争，最终以极富戏剧性，又有些悲凉的场面，落下了帷幕。
四、作者的话
这次的标题，是我从一本写美国社会的书中抄来的，虽然那本书我还没有看过，但不知怎么的，就是对这个名字特别喜欢——也许是因为我还有点中二吧。不知道读者们是怎样看待的，我个人觉得，这个标题放在这里，其实有那么点牵强（笑）。我的原意是，“光荣”指的是大清的光荣，也就是所谓“天朝上国”的光荣；而“梦想”指消灭各国列强、捍卫清朝尊严的梦想，这主要是针对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而言的。我的原意是否在文章中有了足够体现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还请读者们见谅。
敬请期待下一篇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