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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几天刚看了鲇川哲也的《黑色皮箱》,附录里有另一位作家笠川洁的评论,大抵是说,日本战后本格的辉煌(鲇川哲也即是其中之一),是因为小说家们目睹了人性被战争的暴虐所摧残的场景,从而希望以本格的形式,追求人性的复活。

这种说法很有启发性。联想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“新本格”的崛起,不禁让人思考:新本格的“新”在于何处?新本格是否传承了本格的现实意义?本文也就这样诞生了。

下文会提及一些书名、人物,可能会导致极其轻微的剧透,请注意。

先说本格。日本的本格推理脱胎于欧美的侦探小说,但又具有强烈的本土特色,而战争,恰恰就是其中之一。

兴起于战后的本格,难以避免地受到战争遗留的浸染,带上了些许或悲情、或凄凉的气息——不论是在旁白中对战争本身的描绘,还是从书里人物口中对战后世间景象的言说,都能体现出这一点。甚至于,一些作品的主要情节,也是和战争紧密相关的。例如,在横沟正史的《狱门岛》中,主人公金田一耕助复员回国,受嘱托要向朋友的家人报丧,结果惨剧即因此而起。从这个角度上来说,战争也以某种形式延续了下来。

说回笠川洁的理论。本格如何能够实现人性的“复活”呢?他是这样解释的:

犯人设计精致的杀人计划造成被害者的死(第一层光环),侦探用以发现真相、指证犯人的精致推理(第二层光环),这两层光环最终实现了对惨遭战争破坏之“人性”的救赎,要做到这一点,只能借助本格侦探小说这一特殊的小说形式。

换言之,由于战争下人的死太过随意、太过无尊严,因此推理小说家们要通过精心设计“死”的过程,来给予“人的死”以意义,从而重新赋予人以尊严。这便是所谓“救赎”。

我想起一个笑话,说“眼前有一具尸体,如何知道是哪国人杀的”,回答是“假如尸体的死状很华丽、很绚烂,那肯定就是日本人杀的”。这反映了一个现象,即日本推理作家普遍喜好描绘尸体的种种样貌,并且愈戏剧化愈好。这是否也是一种“尊严的赋予”呢——通过戏剧化“人”的死,从而使其获得超脱尘世的地位。

新本格的一大特色,是对新题材的开拓。比如说以巨大的、非现实的建筑为舞台的所谓“怪异建筑型”推理,基于超自然或科幻的背景构建故事的所谓“设定流”,还有大量征引冷僻知识的“炫学推理”。虽然,在传统主义者看来,这种写法也许有些胡闹,但是新本格之所以仍然叫“本格”,正是因为在那外壳之下,仍然藏着的是逻辑的核心;只不过,新本格作家不再像前人那样,在所有方面都追求逻辑。

岛田庄司说过,本格是有学术论文倾向的小说,新本格则是游戏形式的推理小说,我觉得确实有其道理。新本格所兴起的时代,已经与战后那时大大不同了。虽然,也有像岛田那样,由于年岁较大,笔下的作品既有战后风格的《奇想天动》,也有新本格的《占星术杀人魔法》,但是这种作者毕竟已经不多。因此,推理迈向新时代,也是一种必然——大概这就是所谓扬弃吧。

然而,扬弃不一定会导向更好的结果。新本格在抛弃本格的形式束缚时,是否也将后者的“人文精神”一同抛去了呢?

我以为,一些所谓的新本格,似乎已经“新”得有些过分,偏离本格太多了。特别是在近些年,推理作品与亚文化结合的现象,已经越来越明显:青年或少年为主角,舞台放在校园的作品,愈来愈多;推理小说,似乎已有“轻小说化”的趋势。虽然,不少读者也许会乐于看到这种变化;但是,本格推理中所独有的以“杀人”来彰显“人性”的精神,在这些作品中已经不那么浓郁了。我们常看到的是,惨剧发生,然后侦探才大摇大摆地跳出来破了案。正如岛田所说,推理对他们似已成了“游戏”。

另外,推理作品中的社会因素,近年来也开始抬头,这大概要拜某位“畅销君”所赐吧(笑)。当然,融入社会因素,自然是好的,但是推理不能因此成为社会问题的附庸。有时候,社会因素反倒占了大头,与其说是推理小说,倒不如说是“夹带点推理元素的现实主义小说”更为恰当。这是我们应当加以分辨的。

说了这么多,其实本人也并非狂热的“原教旨主义者”,只要是优秀的作品,当然还是喜欢的。不过,每每看到一些自视甚高、对凶案满不在乎的侦探,心里都会或多或少有些隐忧;总是觉得,似乎还是从前作品中那些三四十岁、温和、富有人情味的侦探,要更符合我的喜好。希望这只是我的自大与自私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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